职称:学医八年 月薪5000 温饱线医学博士
严重的健康危机把一群医学研究者推到了风口浪尖。事实上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经历了漫长而冰冷的蛰伏期。
选择基础医学研究，就意味着伴随着贫穷。巨额资金用于购买实验设备，而研究人员的补贴往往只是温饱。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在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中跋涉，等待着未来的曙光。
林成，27岁，泌尿外科医生
母亲患癌，我几乎没帮上忙
今年国庆假期，我参加了三场婚礼。钱不多，还是花了近三千元，超过了每月的生活费。婚礼现场，一群初中生坐在我旁边。他们几乎都买了房，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除了我，每个人都在谈论为人父母。
与同龄人相比，我的生活无疑是贫穷的，但只要不是在婚礼上，我似乎都能承受。因为我知道，在我身后，付出更多的是家人。
当我决定要去读医学研究博士的时候，我妈已经患了四年的结肠癌(当时确诊为III期)。她和父亲分开多年，独自完成了手术。医药费10万。学医八年，除了生活费什么钱都拿不到。幸运的是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们可以顺利支付账单。
我突然发现，在学校，我学会了治病救人；面对疾病，我只是千里之外，无能为力的家人。
她化疗完十二次，头发稀疏，经常在电话里哭。但是我总是呆在学校，通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。2017年年中，我赶回家的时候，看到她一直注意保养，脸色变得很不好。我当时还在读研，除了给贫困生每年1600元的补助外，没有任何官方收入。我想了想，只能给她买假发了。
确诊前，我妈是做零食的流动摊贩，家里就我一个孩子。当他决定学医时，他父亲反对。他觉得学医八年，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。但是我妈很尊重我的选择。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，她经常换工作，又因为肚子疼不愿意去医院。疼痛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她没有去检查，结果是结肠癌晚期。
本来打算读研毕业回家工作，有固定收入，每天照顾她。但那一年，我先是错过了学校所在省份的医院统考，然后又赶不上家乡医院的统考。终于传来了我博士考试成绩不错的消息。
我的博士项目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研究。我对探索生物医学领域的热情始于高中生物课。没想到为了这个好奇心，我学医九年。父亲知道我在读博后，经常跟同事说我是林家祖人生中第一个博士。
我经常告诉我妈妈我在实验室表现很好。其实读博补贴每月只有2300元。为了不向家人要钱，我不得不在休息时间做兼职。我没跟她说科研本身没那么舒服。博开学第一年导师忙着另一个学术项目，我每天在实验室里束手无策。不规律的聚餐已经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，我经常把实验浪费的材料压力加倍。
图|实验室里林成的工作台
但还是想完成项目，梦想顺利毕业的那一天。今年10月底，在实验室正常繁忙的工作时间，我刚接到妈妈的电话。她的手术已进入第五年，随访结果是病灶无明显复发，血常规生化良好。我马上看了，意思是——。她恢复得很好。
我坐在实验室里，松了一口气。环顾四周，医学研究突然在我眼中呈现出新的面貌。感觉到强烈的意义感和使命感。之后我继续在实验中推广演示，分析了临床样本，最后发现有一个现象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。
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在飞。我拿着打折券去吃火锅，庆祝实验的进展。那是我读博期间最奢侈的事情。
图|林成和他的弟弟庆祝火锅局的实验进展
王力，30岁，心脏病研究博士后
结婚后，月薪五千仅够温饱
今年夏天，因为未出生的大白鼠，我陷入了12年学医生涯中最大的焦虑。
疫情期间，为了便于管理，同事们把实验用的大部分大白鼠都打死了，只留下几只用于繁殖。7月，为了继续我的实验，我开始帮助它们繁殖。唯一的纯种母鼠很久没生了，我就换了方法，让实验室的老鼠和野鼠一起繁殖，通过两代的出生，呼唤纯种鼠的诞生。当它出现时，我已经等了将近五个月了。
图|王力实验室的白鼠
6月底，当我完成博士答辩时，一所美国医学院给了我一个博士后的机会。但是为了在去年9月开始的项目上取得进展，我留在了之前的实验室做博士后，一个月领5000块钱。
从秋季招聘开始，我的医学研究梦想就被动摇了。我办过几次研讨会，有过考公务员或者中小学教书的想法。但是我不敢多想，下一步怎么推进自己的人生，以后会不会在大城市定居。这是因为，扣除每个月的房租，我只有2400块钱可以支配。在首都北京，这点钱不值一提，买房买车都够不着。老婆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的收入，只是劝我：如果我太累了，我就换个领域生活。
在等待老鼠出生的那几个月里，我发现社会环境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小，我不得不做出是否继续研究的决定。我开始焦虑抑郁，进一步影响了实验操作的准确性。研究需要精准的理性，这种感性状态只会带来麻烦。导师觉得我不够专业，打了我几次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。
记得五年前刚开始读博的时候，也是雄心勃勃。我听过我们这个领域“三十年”的概括：要取得重大突破，需要投入10亿元，使用10万种化合物，做十年实验。我假设自己是其中之一，但没多久我就做了一个很难的实验。到博士第三年，定期考试和开学报告成为新的挑战。我必须拿出确凿的数据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纸上谈兵。我锲而不舍的肩负着，在六年博士期间之前，在核心期刊上联名发表了两篇论文，顺利毕业。
科研仍然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。我对自己最大的期望就是以自己为第一作者发表一篇论文。
11月初，纯种老鼠诞生。我让它帮我做一个阳性药物的对照实验。这个实验本来是用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，但是在分析数据的时候，我意外的发现使用的阳性药物对生物体的物理特性有影响。我试着找文献证明，却发现这个现象从来没有被记录过。
图|王丽正在检测心脏细胞
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这一现象背后是否有重大发现，但这是我们课题组最近的第一次进展。开小组会的时候，整个师傅都很激动。然后，我坐在实验室里，触动了久违的热情，那些焦虑也就没了分量。
王海强是一位31岁的神经胶质瘤博士后研究员
“烧了”四十万经费，每天挤3小时地铁公交
第四次做单细胞数据库测序实验的时候，背负着失去40万科研经费的风险。
这个实验是为我的博士研究项目服务的，属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。早些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犯了三次失败，“烧”了30万。
第一次实验是在2017年4月，那是我医学学习的第十个年头。为了建立单细胞测序体系，我的实验室从零开始购买仪器，从美国引进一项专利技术，并支付了大量的专利费用。这是我听过的最昂贵的实验。
但这些只是实验的前提。比资金更重的是，我和同学要靠自己去探索细胞数量和细胞活动的相关技术。一个实验需要两天。想要得到理想的效果，每个细节都要符合标准，整个操作步骤都要优化。即便如此，在正式操作中，未知的挫折还是会到来。
这意味着我必须寻找再次前进的可能性。我安慰自己，这是生命科学前沿领域最常见的故事。
第一次实验失败后，那年冬天我发动了第二次冲锋。一个新问题出现了。因为细胞活性低，我还是走不到最后。我的导师平时脾气很好，这次却忍不住骂了我一顿。
2018年初，我鼓足勇气做了第三个实验。失败再次出现，之前的努力再次白费。
图|王海强在日常实验中
身边的同学都学会了如何宣泄压力。我见过有些人在特殊的地方大喊大叫，有些人脾气越来越暴躁，突然发火。我和两个舍友讨论过，要以相对健康的方式消化压力，出去吃饭。
对我来说，除了春节，其他节日都属于实验室。中秋节、端午节、冬至日……实验结束后，我们搜索了所有可以被称为“节日”的日子，吃了一个饺子或火锅。
这花了我一个月博士补贴的一半以上。每个月都收到5000多块钱的补助，是全国基础医学研究领域最高的。这也是我努力备考，拿到实验室博士学位的重要原因。从读研开始，就没跟家里要过钱，也没谈过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的家人总是认为我过着聪明的生活。
放松是短暂的。为了保证实验的效率，除了在实验室吃饭，其他时间我都在。
我清楚地记得在北京读博士的日常轨迹。每天早上6点半，从北京青年路出发，换乘两次到西单，然后乘车到郊区，8点到达实验室。这时，我已经完成了在地铁上开始的案头工作。晚上十点赶晚班地铁，返回朝阳区。有时候追到细胞培养的特殊节点，我会把四个凳子放在一起，铺上一条被单，睡在实验室里。
为了劳逸结合，我一般周六周日都是睡到早上10点，之后再开始实验。
2018年五一劳动节之前，我和同学做了第四次实验，花了10万。我们将细胞活性的识别率提高到90%以上，增加了细胞数量，最终获得成功。之后不久，我发现自己胖了二十磅。
图|王海强体重增加二十磅后
实验的成功把我的论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但论文发表之前，2019年6月，学校规定的三年期限已经到了。我持有张博士文凭，无处可去。
我下定决心，不管等多久，我都会继续做补充实验，直到论文发表的那一天。我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了一年。今年，学校已经停止发放博士助学金。为了支持我，导师私底下支持我生活费，让我按时交房租，避免流落街头。
当我遇到困难时，我会想起我年轻时的生活。我家在重庆农村。每天步行几公里去学校并不罕见。
我好像总能得到老师的“偏爱”。大三的时候，一个教授带我去另一个学校做癌症和肝脏的研究项目，教我做实验。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基础医学研究。
博士毕业前夕，导师试图说服我去医院做一个秘书的助理。这份工作能解决北京户口和事业编制，工资待遇可观。但我只想在实验室工作，想继续深造，谢绝了他的好意。
今年年初，我得到了美国一所医学院的博士后邀请，但由于疫情，我无法参加。我决定离开北京，去杭州西湖大学做博士后。
4月初，终于收到一封邮件：论文已在某杂志发表，影响因子分12分，约为国内博士论文平均分的4倍。
与一线临床工作相比，医疗事业另一端的——基础医学研究往往默默无闻。事实上，这群医务工作者从来没有缺席过公众视线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，病原学研究、抗疫药物研发、疫苗研发都依赖于基础医学的更新。在这充满危机的一年里，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忘记吃饭睡觉却默默无闻，为一线提供了有力支持。在人类未知的黑暗领域，它们用渴望点燃希望，用勇气照亮我们。正是因为这项基础医学研究的艰辛，凯迪拉克经销商承诺，2020-2021年每售出一辆车，将向复旦P3实验室、传染病诊疗国家重点实验室、科技部/卫建委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捐赠100元，帮助提升基础医学建设，赋权一线科研工作者，用实际行动践行品牌精神。
凯迪拉克已经走上了公益之路。今年凯迪拉克拿着这部短片参加了腾讯慈善基金会、腾讯广告、腾讯疾控中心联合举办的“我是一个有益的人”大赛，让更多人关注基础医学研究领域。自四年前举办以来，包括戛纳创意节银狮奖得主“一人团队”在内的194个公益广告已经孵化，使公益项目广受欢迎。在这个时代，崇高的事业并不意味着丰富的物质和稳定的生活，但有些人仍然用勇气点燃自己，在黑暗中为我们寻找光明。事实上，所有伟大的发现都源于勇敢的开端和对贫困的持久坚持。
*文中的人物都是假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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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史贝思